《人民教育》记者 余慧娟 赖配根 李帆 施久铭 任国平

20世纪80年代，课后活动中，于漪与学生们畅所欲言，亲如一家。

■教育脊梁 人民教师风采

    9月2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气氛热烈庄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在雄壮激昂的《向祖国致敬》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给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于漪佩戴上金色的“人民教育家”奖章。

    这是共和国首次颁发“人民教育家”这一国家荣誉称号，于漪作为基础教育界的唯一代表获此殊荣。她的教育事迹和贡献必将永远写在共和国史册上！

    一、信仰

    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深厚灿烂的文化使我激动不已，我常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更始终意识到自己重任在肩，要终身进取，做一名“合格”的教师。

——于漪

    “树中华教师魂，立民族教育根”，是她教育生命的原动力

    于漪从教68年，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共和国的人民教育家，最重要的动力何在？

    高度自觉的使命与信仰！

    自打从教那天起，于漪就有明确的使命追求。母校江苏省镇江中学的校训“一切为民族”伴随她终身。“求学为什么？从愚昧走向文明，就要立志为解救苦难的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当年老师激昂的话语引导着于漪的人生追求。“‘一切为民族’这五个大字掷地铿锵，镌刻在我心中，成为我铸造师魂的基因。”

    她念兹在兹的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过去，正是我们民族的奋斗精神与无数先贤的奉献牺牲，才有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新中国；今天，祖国的繁荣和民族的振兴依然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全身心地投入与付出。作为中华儿女，我深感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她说，“树中华教师魂，立民族教育根”是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始终不变的精神追求。“我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祖国的未来。”“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的教师。所谓合格，就是不负祖国的期望、人民的嘱托。”

    崇高的信仰，推动着于漪一步一步攀登上教育的“珠穆朗玛”。

    生活是信仰的重要源泉。生于1929年的于漪，早年饱受艰辛。“国家被侵略，遭灾难，普通老百姓家同样遭殃，受罪，童年快乐美好的生活被炮火打得烟消云散。社会现实的教育历历在目，难以忘怀。”爱党爱国，为民族振兴而不懈奋斗，早已成为他们的精神基因。

    炮火连天中，于漪辗转求学：先是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苏教育学院附属师范学校；一年后因学校调整，再考入省立淮安中学；读了一个学期，淮安中学搬迁，又考入刚刚复校的镇江中学。

    初中教国文的黄老师，每堂课都全身心投入，走进教材与文中的人同悲同喜，身历其境，自己感动，然后再向学生放射文字波、情感波。他的课堂深深感动了于漪。

    高中数学毛老师，不但教给了于漪严密的逻辑思维，而且教会了她严谨的做人道理。一次数学期中考，同桌的女同学要于漪帮帮忙，免得再不及格。同学之间讲义气，考试时于漪把一道题的解法写在纸条上递给她时，被毛老师发现了，他一把抓走了纸条。试卷发下来，她俩都是零分。“谁知毛老师还不罢休，把我找去说了一顿。有几句至今我还记得：‘你这是帮助同学吗？歪门邪道。她有困难，不懂，你可以跟她一起学，讲给她听，还可来问我。用这种投机取巧不诚实的方法，不是帮她，是害她。你好好想想。’离开办公室时，他又加了一句：‘学习和做人一样，老老实实，懂吗？’”这件事于漪刻骨铭心，“从此，我做任何事情都要想一想：是否‘老老实实’？是否想‘投机取巧’？”

    上了复旦大学，于漪碰到了许多“大先生”。一年级国文老师是方令孺教授，课堂上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引导我们超越阅读的具体文章，认识世事，了解人情，视野一下子拓宽了”。教世界教育史的曹孚教授,上课时“手无片纸，口若悬河，各个国家教育的发生、发展、特点、利弊，讲得具体生动，有理有据，似乎他在那些国家办过教育一般”。

    这些老师，言传身教，为于漪树立起一个个求学、做人、教书的标杆，激发了她人生使命和教育信仰的形成。

    没有对民族文化的血肉亲情，就难有“为中华民族而教”的高度自觉的教育信仰

    于漪说，“对自己的母语不热爱，很难有浓烈的民族情、爱国情”“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求学的学生，对自己的母语应该有一种血肉亲情”。

    是的，人生使命、教育信仰，也必须建基于文化自觉之上。古典诗词是走进中国文化世界的重要途径。当年有一本别人看不上眼的石印本《千家诗》，于漪爱不释手。她说通过读这本诗集，自己领略了家乡山山水水的非凡美丽、祖国大地山川的气象万千。

    但仅凭古典诗词，尤其是仅凭个人的兴趣爱好读书，是难以系统性地把握中华文化精髓的。走进中华文化深处的那扇门在哪里？

    中国作家中，于漪最喜欢鲁迅。偶然间，她听说鲁迅为青年学生开过一张必读书单。她想办法了解到了这张书单，其中列了《唐诗纪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12种书。“这是一张很有见地很精到的书目单，教你读书要知门径，全局在胸，轻重得体，领会人物的精神风貌。这张书目单让我领会到读书与做人一样：要识大体，知先后，知人论世，知世论人。”于漪说，这12种书她“并未一一读”，常读一读的是《世说新语》，常翻一翻的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这样对中国文学、中华文化就算入“门”了。

    但这还不够。

    要让文化与自己的身心打成一片，则“必须专心致志地研读几部大作家的著作，随着他们的人生足迹走一遍，才能真正领会他们的心路历程，领会他们生命的光辉”。为此，于漪先后通读了辛弃疾、杜甫和陶渊明三位大家的著作，“深深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

    同时，为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她还读了许多思想哲学方面的书。不但读，她还提倡背一点经典。“今天，我们要初步具备中华文化修养，粗知义理，从小应背哪些书呢？我想应该是构成中华文化不朽的原典。”她列了三本书：《论语》《中庸》《老子》。不但要读和背，而且要“力行”。她说，读经典要做到把自己的“思想活体”放进去，从而获得生命的力量。

    这就超越了一般的文学欣赏、文化研究，而进入以文学文化滋养生命、丰富生命、提升生命的境界。教育信仰由此而坚定，而纯粹！

    二、奋斗

    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才，要跟着时代前进，怎么会够呢？我鼓足生命的风帆，孜孜不倦地追求，顺境不自傲，受挫更刚强，有使不完的劲。

——于漪

    1986年，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阅读于漪《学海探珠》手稿，拍案赞叹：“于漪教书简直教得着魔了！”

    “着魔了”三个字，道尽了于漪如痴如醉的教育人生。

    无论如何不能做一个误人子弟的教师

    过了“而立之年”，于漪从历史改行教语文。“b、p、m、f不认识，汉语语法没学过”，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里？

    “基础教育做的是地底下的工作，打做人的基础，没有什么惊人之笔，但是它关系到国家的千秋万代，关系到学生的青春。一个孩子只有一个青春啊！”于漪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误人子弟。她每天晚上9点以前工作，9点以后学习，两三年下来，把中学语文教师该具备的语法、修辞、逻辑知识，该具备的文、史、哲知识，该了解的中外名家名著过了一遍。她还立下规矩，不抄教学参考书，不吃别人嚼过的馍。独立钻研，力求自己先懂，再教学生，绝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但课堂的化境哪能轻易抵达？为了向习惯“开刀”，于漪“以死求活”。她把上课的每句话都写下来，先修改，背下来，再口语化。每天到学校的路上，就把上课的内容“过电影”，在脑子里放一遍……她要让自己的语言变成蜜，黏住学生；要把每一节课都当成一件艺术品，去精心琢磨。

    多年的积累，在1977年的《海燕》电视直播教学中得以爆发。上海万人空巷，人们纷纷守在电视机旁，争睹她上课的风采。时人评价：这哪是在上课，分明是于漪用生命在歌唱！

    1978年，于漪成为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他人击掌相贺，于漪却“深感惶恐”。她随身备着两把尺子，一把量己之短，一把量人之长，越量越找到自己的不足，越比越觉得自己有向前奔跑的动力。她更加勤奋学习，学习的深度、高度、广度早已超越学科圈子。她更加努力实践，在教学第一线摸爬滚打，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后期，上了近2000节公开课。更难得的是，于漪的课从来不重复，即使是同一篇课文教第二、第三遍，也绝不重复。

    一个学生曾对她说：“于老师，你的课我很喜欢听，但是我自己没有学会。”这句话于漪琢磨了很多年，上的课不能随着声波消失就销声匿迹，要教到学生心中，成为他们素质的一部分。“就是这样一句话，促使我一直在研究课堂教学如何突破原来的框框。”

    与破解、攻克各种各样的问题形影相随

    在于漪的教育生涯中，她带过许多“乱班乱年级”，她喻之为“考问感情与责任”的难题：“生命本来没有名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坏习气不是胎里带出来的，我做教师的责任是帮助他们洗刷污垢，要像对其他同学一样满腔热情满腔爱。”

    学校把一名屡次逃学、偷窃、打群架的学生放到于漪带的班级。这名学生与父亲争执被打后离家出走。于漪焦急万分，与几名学生找了他一天。找到后，怎么办？送他回家，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再逃走，一是旧毛病复发，依然故我。带他回自己家，他会偷，怎么办？

    一想到这里，于漪立刻自责起来：“对他有如此的戒心，缺少起码的信任，还谈什么教育什么爱护？”感情上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教师对学生是全心全意、半心半意，还是三心二意，学生心知肚明。

    于漪把这名学生接到家里，于漪上班，他上学。学校放学，他跟着于漪回家做作业。于漪以心换心，以情激情，以理疏导。经过多次“拉锯战”，这名学生逐步安静下来，走上正道。后来，于漪生了一场重病，住院治疗。这名学生已经工作，探望时看到于漪打吊针，哽咽地说：“于老师，你不能死啊……”他没有什么生动的语言，反反复复地说着这句话。

    于漪很感动：“我的学生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他们都是家庭的宝贝、国家的宝贝，我当教师，要把他们当宝贝一样来教育。不求他们能显赫，但一定要成为社会的好公民，服务国家，服务人民。”

    于漪的成长总是与破解、攻克各种各样的问题形影相随。20世纪80年代中期，于漪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的校长。学校当时是什么样？教师上班稀稀拉拉，迟到是常事；有的师生涂脂抹粉，心思不在教与学，赌博、酗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学校是育人的神圣殿堂，理应是一方净土，摒弃邪恶、污浊和庸俗，播撒做人的良种。”于漪决定恢复坐班制，学校教职工必须准时上下班。面对时尚潮流的影响，她组织师生围绕“什么是当代师范生真正的美”等开展专题讨论，在畅所欲言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社会上流行的，学校也不一定都提倡；学校风气如果降低到社会的一般水平，那是教育的失败。

    学生不爱惜粮食，泔水缸里的剩饭剩菜溢得满地。于漪气急了，到伙房里拿了个脸盆，用手把一个个包子、大块大块的饭捞起来，到一个个教室去讲：“任何人都不能暴殄天物，这是素质问题、品德问题……”事后，学生在周记里写道：“我从来没见过于校长如此激动，我们不好，不懂事，浪费粮食的行为可耻，以后要注意节约。”

    “一身正气，为人师表”逐渐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支柱。焕发新颜的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吸引了来自上海各区县优秀的初中生报考，为上海的基础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教育的大海中畅游的于漪，在现实生活中的脚步是不轻松的。胃溃疡、肝炎、心脏病……都曾“光顾”过她。每天，她吃大把大把的药；每天，她意气风发，要么伏案疾书，要么四处奔走，从不停歇。近年来，于漪每年都准备一本专用的挂历。挂历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画上了圈。但这远不是全部。退休后，她逐字逐句审阅了从小学到高中12个年级的上海语文教材和教参。至今，她有时上午要听4节课，下午开展说课、评课。她曾经腰椎骨折，卧床3个多月，一能坐起就深入学校指导课题和论文，走进课堂听课评课。

    于漪曾为她的《语文教学谈艺录》拟过一个小标题，叫作“跑步前进”。总是勇担使命、坚守信仰，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总是在与时间赛跑，已成为她生活乃至生命的姿态。

    三、思想

    古今中外所有留名史册的一流教育家几乎都具有这样的共性：他们从来不是关在自己的书房里闭门造车、空谈教育，也不是囿于个人之局部经验而沾沾自得，而是在实践中去思考、去发现、去探索科学的教育规律，最终在理论上有所建树，逐步构建起他们的理论体系。

——于漪

    于漪1951年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一头扎进杨浦中学的时候，这所当时在上海名不见经传的中学并没有意识到，一个纤弱文静的小姑娘，竟然满怀教育家的光辉理想，要做一件伟大的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中国文化、时代和实践的土壤里，为当代中国培育一部活生生的“教育学”。

    “‘人文说’是我向当今教育贡献出的一颗赤诚之心”

    于漪的教育思想是从语文开始发端的。

    1949年以来，语文界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工具说”。“文革”后，语文教育依然十分强调工具性，甚至有纯工具化的倾向。

    1979年，敏锐的于漪先声夺人，发表《既教文，又教人》一文，大胆提出语文教育要有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辩证统一的整体观念。

    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语文教育“工具化”引导下的片面教学与引进的标准化考试一拍即合，语文教学陷入题海训练，学生没有兴趣，老师迷茫。

    许多人把鞭子打在了高考上，于漪却不这么认为。“支配群体性教学行为的其实是不正确的语文教育观念。”她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关键是对语文学科的性质认识不清楚，是“语文课就是基础工具课”的思潮在起作用。

    那么语文到底该如何定位呢？当时给语文学科定的各种“性”，如文化教育、审美教育等，超过了10种。

    于漪在广泛深入学习研究国内外有关母语方面的文献后提出，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是一国符号体系，而且是该民族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语言不但有自然代码的性质，而且有文化代码的性质；不但有鲜明的工具属性，而且有鲜明的人文属性。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她还主张，“人文性”较之“思想性”“情意性”“文学性”等更为合适，由此突破了原有的“工具性和思想性”的框架。

    这些思想，在1995年《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一文中发表，在语文教育界引起巨大反响。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并最终体现在2001年印发的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

    这里的人文精神，于漪认为，既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文思想，也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文思想。

    “这是我在自身学术理论上的一次重要跨越。”于漪说，有了这个思考和发现，对语文教育教学其他问题的思考和阐释，就有了原点和强有力的支撑。

    由此出发，语文教育就是教文育人。要实现“教文育人”的大目标，需要3个基础：一是“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也就是对育人要有全面具体的认识；“‘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指导着我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成为我语文教学目的观——‘教文育人’的第一依据”。二是时代的要求和使命意识，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和“以教育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三是语文教学培养目标的整体性。

    从实践中走来的于漪，从“人文说”和“教文育人”的教育教学观出发，逐步构建了完整而系统的语文教育体系，一直延伸到中国语文课堂教学的前线，扎根本土，直指时弊，具有鲜活的独创性。她用生命唱出了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国语文教育学”。

    教育就是要增强人的精神力量

    于漪是有宏观思维和前瞻性思维的。这决定了她不单单是一位语文教育家，还是一位从语文教育走出来的人民教育家。

    在普通中学任教的于漪，与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学生长期相处，真正懂得了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育没有选择性。这奠定了她以所有学生发展为本的人文精神的实践基础。

    而更多的思想来自现实问题。

    “教书”是为了什么？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人认为“教书”是具体任务，“育人”则很抽象，是班主任的事。于漪便大声疾呼：“育人”是大目标，“教书”要为“育人”服务。任何学科教学都应有教育性，有教育性的教学，就赋予知识、能力以灵魂、以意义，能促进学生的发展。

    育人是要“育”什么？对此，于漪较早提出了“全面育人观”：全面发展是实施素质教育最本质的反映。社会文明程度越高，越需要全面发展的人。人的生命体本身也蕴含着全面发展的潜能，教育的任务就是把学生的潜能变成发展的现实。德性与智性是生命之魂。德智体美劳各育应有机融合。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针对教育功利化倾向，于漪说，古今中外研究教育的大家都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完善人的精神世界。现代教育不能忘记教育最终为人的精神生活服务。知识和能力是获取精神力量的阶梯，不是精神力量的全部。学生求学读书是为明做人之理，明报效国家之理。如果教出来的学生只知以个人为中心，以追名逐利、享乐为目的，缺少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那是教育的失败，有辱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

    在因材施教上，于漪有一句名言：知心才能教心。学生处在变化发展中，要不断研究学生成长中的3个世界：生活世界、知识世界、心灵世界。3个世界要和谐发展。不仅要把握学生年龄段的特点，更要把握时代、社会、家庭因素在他们身上的影响与反映。教育要努力发现每个学生心中那根“独特的琴弦”，在沟通理解上多下功夫。

    于漪的教育学就是这样，既唱“神曲”，又唱“人歌”，所以能服人。

    办教育必须确立制高点

    于漪在长期的教师、校长和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生涯中积累了教师职业发展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财富，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教师学”。

    “没有教师，人就不能成才；没有教育，社会就会一片黑暗。”她进一步指出，教师的崇高职责就是在学生心灵深处滴灌生命之魂。她特别强调，教师是“过去历史上所有高尚而伟大的人物跟新一代”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教师职业是继承人类传统和面向未来的职业，关系国家的千秋万代，关系千家万户。教师必须是一个思想者，身上要有时代的年轮。教师的智力生活一刻也不能停滞。她主张，教师要学一点哲学，要有文化判断力。

    她还说，没有一个职业像教师那样意义非凡，教师的思想、情感、价值观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没有一个工作像教师那样对人的一辈子起作用。教师对学生的作用不可能是“零”，不是正面作用就是负面作用。教师首先在人格上要“表里俱澄澈”，做到在学生看来是个里里外外通透的、可敬的、高尚的人。

    ……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有”好老师的标准，为老师们明确了努力的目标。在于漪看来，要做“四有”好老师，关键在于内心的深度觉醒，把自己的命运前途与国家的命运前途、老百姓的命运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觉醒，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就会站在比较高的地方思考问题，而且心中总是有一团火，有旺盛的经久不衰的内驱力”。

    于漪在治理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过程中，形成了对校长素质的认识和一整套办教育、办学校的思想方法。

    什么样的人可以当校长？

    于漪说，要德、才、识、能兼备。

    一身正气，为人师表，是校长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校长要 “养吾浩然正气”。在当今，就是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对党的教育事业赤胆忠心，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堂堂正正，光明正大，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校长应具有相当程度的职业敏感，跟随时代奋力前进；具备正确的教育思想，努力探索并力求通晓基础教育的规律；还应具有管理的才能，具有民主作风……

    什么样的校长能够成为教育家？

    于漪说，校长要成为教育家，必须是文化人、文明人，身上有书卷气，有丰富的智力生活，学而不厌。校长思维要十分活跃，审时度势，因时辨势，遵循教育规律，独立思考，努力创新。

    校长在教育教学领域执着追求，宏观上能打开视野，居高临下，微观上能扎扎实实，一丝不苟，在实践中既能积累和创造行之有效的经验，又能从理论高度阐述和揭示基础教育育人的规律，就能成为办学的行家里手，成为师生憧憬的、献身教育的教育家。

    于漪是这样想的，这些也是她作为人民教育家的行动缩影。

    关于如何办教育，最为著名的是她1990年就提出来的“三个制高点”思想：办教育必须确立制高点。首先，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其次，要站在战略的制高点上；再其次，要站在与基础教育发达国家竞争的制高点上。这一思想一举突破了学校的微观定位，把学校办学使命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起来，大气磅礴、语振四座。

    21世纪初，一些学校重有形成果，轻无形文化。对此，于漪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学校文化建设重视不重视，建设到怎样的程度，影响乃至决定学校的形象、质量和生命力。”

    于漪认为，学校文化是学校的灵魂。每所学校的精神支柱可以迥然有异，但都必须紧扣育人的宗旨，代表先进的文化。它应该是社会文化中最主流、最健康、最奋发向上和符合教育规律、符合师生身心发展的。要使它成为全校师生追求的目标，思想言行的准绳，情感、态度、价值观判断的标尺。

    于漪的办学思想，句句都是指导教育实践的箴言。

    近年来，最让于漪椎心忧思的是教育教学改革中“西方话语”的盛行。从20世纪90年代起，她就多次表态：“绝不让自己的教育实践沦为外国理念的论据。”

    于漪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也是上乘的。要从基础、从历史、从国情等多个角度来看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对于出现的问题，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树立自信，不是故步自封、拒绝学习外国，而是要深入、全面地研究学什么、怎么学。要根据我们国情决定取舍、改造、创新，要以我为主。“我们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中国教育必须有中国人自己的灯火，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2014年，85岁高龄的于漪吐露了一个夙愿：

    “我这名年已耄耋的教师，心中翻腾着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急切盼望当代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

    “这部教育学有磅礴之气，和谐之美，它蕴含中国至圣先贤的教育智慧，包蕴近现代尤其是当代教育的鲜活思想和先进理念，人类进步教育的种种创造融化其中，不见痕迹。这部教育学是中华优秀文化教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高度整合，投射出民族智慧的芳香，充满育人成长成才的活力。”

    于漪教育学诚如斯言！

    四、风范

    一颗狭小的心有浩浩荡荡的学子，有多情的土地，有伟大的祖国，胸怀就会无限宽广，无处不是学习的机会，无处没有智慧的闪光。

    ——于漪

    做了